凉山农网改造再提质 助力春耕春灌用电无忧

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无助于解决人的道德问题和规则正当性问题。

误解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因而理解并不是存在于个别领域，而是普遍存在。在过去，司法机关常常出于政治的原因，或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将许多争议拒之门外。

遵守并执行这部完善而具体的法律，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法律问题。所谓效果历史，就是通过解释对文本意义所进行的重构和重现表现，使文本某种新的意义得以突现出来。在这里，深入领会"四中全会决定"依宪治国的精神，有助于解放思想，改变传统僵化思维，建立新的法治思维，从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发展。理论上，这是最具权威的立法解释。语言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揭示，"一切思维都是一种自我说话"。

它实际上是法院系统的"内部规章"，基本上不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应具有法律效力。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对解释学的重要贡献是，他从历史学的认识论出发，指出了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为精神科学奠定了解释学基础，并努力提升精神科学，使之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52)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4页。

法庭自1996年成立以来，致力于落实海洋争议/争端的解决。北极曙光号案中，荷兰因绿色和平组织搭载北极曙光号破冰船企图登上俄罗斯石油钻井平台抗议俄罗斯开发北极被扣押为由起诉俄罗斯，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此案后，俄罗斯拒绝出席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听证会、仲裁庭审等系列活动，但法庭还是裁定俄罗斯释放被扣押的破冰船及其船员。二、海洋法权的现代法律实践 (一)海洋法权的立法实践 1.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海洋法权实践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成果缔造了海洋新秩序。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可以分别就海洋渔业、海洋科技培训和规划、海洋气象的全球合作发挥巨大作用。

国际渔业组织为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制定了很多规则，包括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AFO)等60多个国际性或区域性渔业组织为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养护、渔业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问题制定了诸多国际规则，如捕鱼的数量、国别配额、区域范围、渔船、渔具的使用、捕捞日志、联合实施制度、船旗国责任等规定，实现了对渔业资源的公平利用与保护。海洋立法要从建设海洋强国、实施海洋开发、防治海洋污染、分享海洋利益、维护海洋权益、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高度予以落实。

而且，根据历史长周期的规律，每隔一个世纪左右，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海洋霸权国，海洋霸权国不断更迭，⑦带给世界的灾难也是不断上演。一般来说，海洋法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自发生成、教皇确权、法学家演绎与国际规范确认四个阶段。世界各国对海洋利益都很重视，但关注程度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44)贺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正式启动》，《光明日报》2016年9月5日，第11版。

日本国内的《海洋基本法》等海洋相关立法为日本的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安全战略提供法律基础，也意欲为其在解决中日钓鱼岛纠纷、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纠纷提供法律依据。随着深海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上恐怖主义防范等海洋新问题逐渐凸显，《公约》的应对措施显然不够。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强调了一国一票的表决做法，影响着海洋新机制、新规则的出台。

比如主权国家允许别国军舰在其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此时，加强海洋立法问题建设既是保护自身利益，也是给别国合理预期。

在中日、中韩、中朝以及中国与南海诸邻国之间关于岛礁主权、大陆架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可以先制定一些防止矛盾激化的非法律性的框架协定或者非法律规范措施，如《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不使事态扩大化协定》等非法律规范协议，对我国解决目前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等敏感话题不无裨益，也有利于维护我国自身国际权益。在海洋争议解决中，形成海洋争议解决的双轨制模式，即有关南沙问题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共同维护。

(14)Hugo Grotius,The Free Sea,trans.Richard Hakluyt,with William Welwod's Critique and Grotius's reply,ed.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Armitsge,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4,pp.7,9,12,20,54-59,60-92. (15)R.P.Anand,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Revisited,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p.105. (16)C.H.Alexandrowicz,"Freitas versus Grotiu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5,1959,pp.162-182. (17)Pitman B.Potter,The Freedom of the Seas in History,Law and Politics,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1924,p.61. (18)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王铁崖、邵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3页。通过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案件来看，大部分案件都涉及在专属经济区、公海以及边界争议问题，涵盖航行自由、捕鱼、划界、环保等诸多方面，说明《公约》在全面解决海洋争端方面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三是具备直接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能力。面对西方国家的海上进攻，无法应对，所谓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餍。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于1973年开始，连续11期共15次会议，最终在1982年4月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又按照约文要求，经过60个国家批准一年后生效，这是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开端。《统一海上旅客运输某些规则的国际公约》、《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规定的公约》等为海上旅客的运输安全和海上救助提供了国际性法律依据。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海洋问题。法权是在法律约束下的秩序状态，是以法律制度来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准则和依据。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进程加快、国际海洋秩序逐步走向稳定，海洋法发展也逐步提速。例如领海主权既包括领海国家受他国尊重的海洋主权权利，也含有领海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行使的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各项海洋权利。

法权的实质是法定的利益，海洋法权是依法行使的权利，所以必须有明确的海洋权利和义务规范。国际法院综合考虑了双方的殖民地因素、通过各自实力已占有物情况和新独立国家继承的国际法规则，最终妥善处理了丰塞卡湾岛屿归属和海洋空间问题。

在荷兰逐渐强盛之际，1603年，荷兰在马六甲海峡捕获葡萄牙的凯瑟琳号商船，荷兰法院认定捕获合法并拍卖船上财产。我国的海洋核心利益包含领海的主权、安全。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就是一例。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海洋主权、管辖权、控制权等政治类权利。

其次，海空、海体、海下的多维空间立法体系亟需构建。(53)参见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3—137页。

之前的海洋秩序大都是以海上军事力量决定的，而《公约》则是以全球性法律规则来决定海洋秩序。当前，海上恐怖主义、海洋航道安全、航行自由、海洋开发与污染防治等公共话题需要各国合作维护。

⑤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提出海上主导权决定国家命运的观点，强调海上军事力量的作用，并把海权一词的含义予以扩大，变成包括凭借海洋使一个民族变成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在深海海域，中国是首个拥有三种主要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矿区的国家，已有72个海底地名提案被纳入国际海底地名名录，但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表现与国内立法的滞后不匹配。

(25)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中，时常引发冲突，两国饱受困扰，最终在国际法院的裁决下，卡塔尔拥有对祖巴拉的主权、迦南岛的主权、迪巴尔低潮高地的主权，巴林对海瓦尔群岛的主权、对吉塔特杰拉达岛的主权，两国之间诸多海区划界也得以解决。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针对国家间争端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的同意为基础，即国家同意原则。这些国家的国内海洋法权实践都在为维护自身利益奠定基础，中国对此必须高度重视。(2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4页。

同时，海洋法权确定的海洋权利不能随意被违反或破坏，对某个国家或组织的赋权也不能被滥用。除了这些核心利益之外，还包括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资源开发利用、远海深海及国际海底区域的探勘开发、国际海洋规则和海洋秩序的参与构建、海洋产业发展、公海航行自由与利用等系列非核心海洋利益。

中国需要在海域综合管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纠纷解决等方面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积极参与国际涉海公约创建，广泛开展海洋国际事务合作，推动国家海洋战略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制度利益已成为当今海洋利益争夺的重要表现，争取更多的海洋制度利益成为海洋立法的重要使命。

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公海范围内的资源开发利用权、航行权等经济类权利。如2014年国际常设仲裁院审理的案件，除菲律宾南海仲裁院非法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我国南海问题之外，其受理的其余案件，如毛里求斯诉英国在Chaos群岛周围建海洋保护区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关于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东帝汶诉澳大利亚《帝汶海条约》仲裁案、马耳他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拉关于Duzgit Integrity号船舶仲裁案都与海洋问题有关，这充分说明国际司法机关落实海洋法权的实践越来越多。